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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以与孔融人之于母，像瓶中装物的妙语相映成趣，启发梁启超思路的是西学，但他灵感的来源却还是传统。
在另一份的时务学堂学生笔记的批注中，梁启超还写过这样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圣号者无人焉。
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后来，叶德辉、苏舆等人在此条旁加案语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
叶德辉之流虽然无耻到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
但是他们看康梁有时还是看得很准，或者说嗅觉很灵，梁启超的确有很明显的“非圣非君”
的思想倾向，抬孔子压君王，最后孔子也只能是摔在地上。
谭嗣同这位豪侠之士比他的同志来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
就像乡下乡社赛会，必须找一个人总领其事一样，如果不称职，就得换掉。
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
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
进而更借“学问冠绝地球”
的法国人之口，出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的文人，大概说的和做的总难达成一致。
康有为后来的学生总是感到疑惑，不知为何老师推崇民主却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却又要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
其实，梁启超与谭嗣同也未尝不如此，不过性质稍有不同。
有英雄豪气的谭嗣同断不会作出不英雄的事来。
谭嗣同和梁启超对君主一无好感，甚至还相当嫌恶，可到了变法实践中，他们可以说都对光绪很忠诚，尤其是谭嗣同，进京之后入值军机，杨锐说他最党康有为，然当值尚称安静，说明思想激进的他处理现实问题时很冷静，也很能替光绪着想。
政变的危难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纠合江湖侠士营救光绪，最后能逃而不逃，从容赴义，虽然本意并非“以死殉主”
，而是要以他的血来唤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却很像是“主危臣死”
古之忠臣义士（维新派后来也就是这样推崇他的，甚至还编造出他如何如何地“孝”
，事先准备好与父的绝交信，以便洗清父嫌的故事）。
现实的策略考虑（还有感情因素）使他们不能不从理论口号的高处走下来，从现实出发设计他们的行动方案，对君主的态度如此，对民权的鼓吹也是如此。
当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受几千年愚民政策毒化，知识水平低下的一般老百姓时，当他们发现这些老百姓对他们救国为民的变法举动根本不理解甚至误解时，他们就不再迷恋于兴民权的种种“益处”
了。
至少维新派在湖南的社会改革运动在民众中的命运“教训”
了梁启超他们，他们意识到了兴民权必须有个程序的问题，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
首先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其次还要灌输西方近代政治常识，否则不会选举不会开会，不知义务不明责任，民权根本就兴不起来。
梁启超到了时务学堂当总教习后曾对陈宝箴讲：“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也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
这种说法像他们热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往往会导致西方统治东方的殖民逻辑，但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看问题往往就像他们仅有的数学常识欧几里德几何学（这是最早引进中国的西学）一样，是平面直线运动，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作怪，很轻易地就借民智不开的大棒，打掉了一般老百姓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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