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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之所以坚持以八股取士，其核心就是八股以程式化的方式贯彻理学精神，不仅强调对君主的无条件忠诚，而且贯穿以“代圣贤立言”
的揣摩风习，保障了取中之士，即进入仕途的后备官宦的听话、顺旨与可靠，根本没有胆气反叛朝廷。
既然从一级级的科考中就学会了如何揣摩“圣意”
，如何顺从听话，那么做了官以后也就只好当个“维持会”
的太平官了。
而且，更为令人气闷的是，官职实际上成为皇帝对臣子忠诚与效劳的恩赏。
任高官享厚禄者，多半不是由于其才华出众，而是由于任官多年没有差错熬来的，就是说尽管你什么本事没有，只要不生二心，也会熬到公卿之位。
甚至于官员的贪污腐化，只要不搞得过分，皇帝有时也会容忍。
能以腐化换取忠诚，在特定情形下也是合算的。
秦将王翦出征楚国，屡次故意表现出贪财好色，这样才能令秦王放心，汉相萧何也有过类似的表现。
他们这些人并非真的贪婪之辈，但他们知道只有表现出贪婪腐化，广置良田美宅以“自”
才会使君主觉得此人无野心，也就是说只有如此胡来才会使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心。
由于在传统政治体系里官职不仅仅是办事的，也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及荣耀，成为皇帝的一种恩赐。
所以冗官浮吏现象的存在尽管损害行政效率，但皇帝不一定都有消灭它的积极性。
有时为了安置人员，还有意保留一些闲衙与虚职，明代至成祖朱棣已将首都迁到了北京，可南京仍然保留一套没有用处的中央政府机构。
清代也如此，入关之后，也在盛京保存了一个微型的六部体系。
清朝不立太子，但作为东宫属官机构的太子詹事府却依旧存在。
乾隆说得好：“储贰未建，其官原可不设，第以翰林叙进之阶，姑留以备词臣迁转地耳。”
为了安置人员，官僚体系往往毫无必要地增设新衙门，添加新官职。
明代弘治年间，仅半年工夫，为新开设的衙门开铸印信、关印、铜牌已有八十余个，而且“似此增设，无岁无之”
。
新设的官员随便加上“抚民、督粮、兵备、水利、理刑、提学、管屯、管矿、劝农”
等名目，实际上根本无事可做，新增衙门，添加冗员，皂隶与胥吏也得相应增加，明代参政一员例用皂隶十员，但实际多用至三四十个。
光养闲人这一项，就使得官僚体系臃肿不堪，这些散衙冗员虽无事可办，但搅乱却有余，平白添加了行政的混乱与无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对于传统王朝来说，政治稳定是政治的首要目标，维持一姓世袭的传承，保持皇室的地位，是设置官位和官职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
而担任各种官职的人，也必须将稳固皇权视为首要任务，既不需要过分地勤政，追求政治效果，更不需要有什么创新意识。
尽管反复强化三纲五常的效忠意识，完善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伦理体系，统治者依然不敢轻易将未来交给受这种教育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其说是防止权力的失衡，以便监督，倒不如说是预先给图谋不轨者制造障碍，使权力的失控在制度上就成为不可能。
除了在职务设置上的相互牵制而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以及特务机构（东西厂与锦衣卫）和特务手段（密折制度）加以防范。
愈是到封建时代的晚期，皇权就愈尊，而对臣子的防范就愈严，行政效率也就愈不讲求。
当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有宋一代，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明清两代，除了清初的三藩（这是在原有体系之外军事集团）之乱而外，内无叛臣而外无叛将。
纵然像明代魏忠贤那样权倾朝野的人物，只要皇帝出面，搞掉他也就是吹灰之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官僚体系还是相当精干的，说是以清代为例，统治几亿人民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用了四万左右的官员，实在堪称世界上的奇迹。
当然，说这话的大多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猫腻”
，不清楚除去正式官员之外，还存在着几倍于正式官员之外的吏，甚至还有算不上吏的“师爷”
和地位较高的幕僚及地位下贱的皂隶。
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是行政体系须臾不可或离的组成部分，缺了这批几倍乃至十几倍于正式官员的人，统治机器连一天也运转不起来。
对于中世纪相对来说十分简单的行政任务而言，这样一支由正式官员加上吏胥，再加幕僚和师爷以及皂隶的行政队伍，应该说不能算“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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