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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补救办法不是没有。
开放将近30年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学界，已经跟外部有了相当多的接触，每年频繁多样的国际交流，请进来，派出去，每年都数以万计。
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各种层次的海归，越来越多，其中虽然不乏克莱登大学的南郭先生，但正经人还是占多数，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凡是叫个学者，或多或少，对于什么叫学术，心里还是有数的，至少多数人是有数的。
高校里南郭先生混迹其间，而且能大发市利，关键在于学界过于官僚化，官方的正式体系，只认官，不认学。
各种评审委员会，只找这个领域官大的人，不找这个领域学问做得好的。
虽然说，目前的各种评审过于频繁，根本没有必要，无非是展示和加强组织者的权力，但是必要的评审还是要有的，只是这种权力要回归学界，而不是由官场垄断。
一个国家，学术评审由谁来掌握，决定了这个国家学术的导向，所以，补救的首要措施，是根本改革现在的学术评审制度，让学界自己选择他们所认为的优秀分子，进入评审委员会，切实掌握学术评审权，变官本位为学本位。
目前民间与官方学术评价两层皮的现状，必须改变，不能允许某些学术官僚，借口政治问题，随意打压学者，只要这个学者不违法。
否则，中国学术的官方认可的学术体系，就会逐渐沦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诸侯学术”
。
在评审制度改变之前，某些局部的补救措施也有一些作用。
这些措施的根本着眼点，就是将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答辩过程公开化，置于阳光下，甚至可以全部上网。
笔者所在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曾经设计了导师组培养模式，成立由系里所有教师参加的导师组，一部分是硕导或者博导，一部分人不是，但进了导师组，都负有责任。
把研究生培养的所有环节，都放在导师组的公开讨论中进行。
实行之后，虽然开初某些导师和学生很难受，但效果很好，不是学术的东西，没有人敢拿出来了，过去那种看导师面子，走过场的事情也少了。
可是，这种改革，因为导师组的成员，在会上批得凶，让部分很有权势的导师不舒服，结果导师组被学院实际上取消，无疾而终。
今年，我们学院又有好事的副院长出于好心，组织了临毕业博士生的讨论会，让这些正在准备论文就要答辩的博士生们，先把自己的论文拿出来，亮亮相，大家讨论一下，提提意见。
这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博士生们都希望自己的论文能被大家批一批，甚至骂一骂，以便改得更好，但是在中国，事情却不是这样。
结果，由于讨论的时候，大家互相批得比较凶（也只是相对而言，跟西方的同类讨论会还是不能比），出于跟导师组同样的原因，我们学院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和导师非常不满，认为此举不仅羞辱了学生，也挑战了导师的权威。
一时间，竟然闹得沸沸扬扬。
在某些有权有势的导师那里，研究生的培养答辩过程，恨不得变成一个秘密通道，博士资格考试，封闭进行，博士答辩，依然封闭进行，二三导师的友好，嘻嘻哈哈，就把事办了。
大家可以互相见，但就是怕见阳光。
当然，如果总是这样的培养方式，这样的答辩，入口严一点，程式化一点，多少还有点好处，可是，反过来说，这点好处，在这样的流程和出口面前，又能剩下什么？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大病在身，其病不在考试招生，而在过程，在出口，还是那句老话，其病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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