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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
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
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
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
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
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
，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一九二〇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
医学搞毕业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
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
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
《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
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
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
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
一定很多。
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
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
《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
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
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
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
上海有了“五卅”
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小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
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
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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