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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
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
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
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
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
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
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
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歗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
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
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
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
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
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
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
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
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
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
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
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
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
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
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
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
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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