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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谈话时，不时地注视着那四块金表，接见结束，袁就将表送给了张作霖。
事后，袁对子女说张作霖真没见过世面，面露嘲笑和得意之色。
其实，袁世凯显表和赠表都是笼络的权术，而张作霖也不过是故作贪婪之相，以示无异心、无大志而已。
◎装傻充愣有福。
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分色彩。
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子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
与“仗义”
相联系的。
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
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
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
①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
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
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
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
②。
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直皖战后，曹锟一度与张作霖关系密切，曹锟派人送一车西瓜出关给张作霖，张回赠的礼物是一车烟土。
◎是不是张大帅亏了？
一次张作霖部下一位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
这个旅长正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知道了，便叫他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
这旅长只好承认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
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
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
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24万元。
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人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绿林驭下术。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
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
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
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
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
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
看来，绿林兄弟的情分，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
1924年2月4日，张作霖在天津张园会见孙中山，对孙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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