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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西方思想家孔德那里搬来的。
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像一种有机体，而且是像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齐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
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
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
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
。
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
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
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拿贵州军阀王天培开刀煞气，王天培很迷信，临刑前还拿出一颗“舍利子”
，希图佛法保命。
◎白瞎了舍利子，和尚该哭了。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
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照片，结果没找到。
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
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之阁老，泥塑之尚书”
。
蒋看后赞口连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
当冯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忙顾左右而言他。
◎比学问。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种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
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
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
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
到“四”
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
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过分强调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本土化变化，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
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
的归宿。
二、政党论
北伐之后，蒋介石曾派张群去杭州劝孙传芳与北伐军合作。
会谈时张群见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便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
孙传芳怫然不悦，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
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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