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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三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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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
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
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
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一些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
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
我们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一百多年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一、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
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
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
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
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
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
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的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
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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