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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
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
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
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
（袁世凯语）的状况。
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
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
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
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
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
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
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
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
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
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
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
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
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
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
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
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
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
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
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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