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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
，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
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显然，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其实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可有可无的境地。
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
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
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
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
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
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
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
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
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
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其实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
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
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
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
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魂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且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
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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