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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传统与军阀余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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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
，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
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
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
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
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
丢下不管。
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
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
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
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
的原点。
什么“救亡与启蒙”
，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
，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
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
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
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
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
“五四”
和“五四”
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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