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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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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
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
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
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
。
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
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见《齐如山回忆录》）。
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
（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
（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
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
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
，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世之枭雄。
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
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
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
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
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
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
海峡两岸的“正史”
对历史的表述常常是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
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
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
虽然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
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
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块天地。
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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