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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满族新贵，不惟成立皇族内阁，开罪了立宪派，还贸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的结果。
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革命士兵，只是在恰当的时机，点着了本该燃烧的干柴。
而辛亥以后，地方主义更加不可遏止，各地当权者，无论新旧，都是据地自雄的军阀。
孙中山号称是独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
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
赶走国民党人，唐德刚先生说是袁世凯在削藩，但是实际上是削了弱藩换上了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
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系列的变革，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
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很是艰难。
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
到了这个时候，某些谋士自以为聪明的鼓噪也就听得进去了，而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学权威的理论，则恰逢其时地成了让火烧得更旺的东风（借东风的恰是那个坚持宪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诺）。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
显然，这场运动跟清末那些少不更事的满族权贵发起的运动一样，以惨败而告终。
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显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会上一般人对民国的反感。
他忘了帝制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
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骄兵悍将，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举反叛的合法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地堂堂正正。
如果蔡锷不起兵，或许袁世凯还可以拖些日子，只要蔡锷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那么袁世凯的众叛亲离就会是必然的结果。
大名鼎鼎的蔡将军，其实也不过是那个恰好点了一堆本该烧起来的干柴的人。
说实在的，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讨袁军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凯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经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凯遗臭万年了，连十分旷达的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然而，细想想，这两个人其实不一样，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
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实古德诺的说法并没有错，在那个时代，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国情合适不合适。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遗臭万年了，甚至比当了汉奸的汪精卫还要臭。
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来的主政者为树立孙中山而做反衬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出于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国共两党所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
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
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时间离袁世凯的悲剧，已经过去快百年了，如果还没有人费心考察一下，历史是否真的是按进化论画的直线行进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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