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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
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
，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
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
看来，我们的张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
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
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
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
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
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
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有能文能诗的“上行走”
，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
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
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哄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
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
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
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
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
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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