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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
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
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
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
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
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
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
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
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数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
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
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
在他“中体西用”
的旗帜下，“西用”
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
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
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
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
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大。
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
《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
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
，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
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
，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
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
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
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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