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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能从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中产生，而传统的农民，支配他们的主要是生活的理性。
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外国人，即使这些人没有为他们所不习惯的长相，也有他们所不喜欢或者说看不惯的行为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状况同样糟糕，他们倒是宁愿接受中国人的统治。
但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侵略总是要来的，而且来的时候，平时统治他们的政府总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把他们丢掉不管成了某种惯例。
对于一般的平头百姓来说，逃亡毕竟是一种不得已，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风险，多少人的逃亡，只是应付战争初期混乱的临时措施，一旦局势稍有缓和，还是要回到本乡本土来讨生活，只要侵略者不过分地烧杀抢掠，接受现实无疑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外来侵略者纪律稍微好一点，再来点小恩小惠，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以手加额，欢喜念佛了。
当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分区统治，其中的美占区和日占区相对怀柔一点，于是老百姓的万民伞一顶又一顶地送到了美军和日军指挥部。
我们当然可以对这种行为加以道德批判，但却难以阻止类似行为的再演。
正像电影中的村民可以跟鬼子一起“联欢”
一样，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样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尽管这背后也许有着很多的无奈。
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就记载了许多次吃饭和看戏的经历，都是北京商民邀请，“与民同乐”
，人家其实并不乐意。
当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百姓，将大片的国土和民众丢给侵略者的时候，我们这些后人，显然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去谴责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和鬼子以死相拼，做人体炸弹。
老百姓在什么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都是怎么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
这种莎士比亚的问题，在老百姓那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to be，活下去，只要有这个可能。
所以，在侵略者的治下，他们也要就业，要谋职，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免不了有顺民的面目，如果按道德至上论者的诛心之论，无论做什么，都可能是间接地为侵略者提供了某种服务。
但如果真是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诚心实意为侵略者做事，甚至为虎作伥，跟出于谋生的需要，不得不做点事情挣饭，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赞赏梅兰芳在沦陷区蓄须明志，不登台演戏的壮举，但似乎也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在日本人治下依然吃戏饭的人，因为他们的储蓄不够多，家里大人孩子要吃饭。
给鬼子汉奸唱戏，并不等于就是汉奸。
然而，在国家至上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所有在沦陷区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负有道德上的罪感，或者被那些逃到大后方的人们认为有罪恶。
抗战胜利后，不仅沦陷区中国人开的工厂和商店，变成了敌产，连在沦陷区上学的大学生，都被称为“伪学生”
，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
这种道德批判，其理据，实际上是以道德优势自居的霸道，是国家至上的强横，正是这种霸道和强横，在电影里则表现为主人公的头颅，最终被代表中国国家力量所恩准的鬼子的刀斫下，头颅的眼睛里透出一个血色的世界。
多少年来，我们看惯了电影电视作品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悲歌和赞歌，可是，如果真的想把农民都变成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需要国家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比如教育、自治、福利、保障等等，就是说，要使他们变成公民，否则，一旦鬼子来了，世界还可能变成血色的。
注：2004年11月看电影《鬼子来了》有感，2005年1月5日改定于京北清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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