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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出警队，彰显警察和司法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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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说，长沙出现了地下出警队，专门收钱为人摆平事情。
所谓的出警队，就是一些涉黑组织，基本队伍就是一些好勇斗狠的无业人员，靠为人打架或者做其他违法的事情谋生。
由于中国警方还不承认中国有黑社会，所以，报上说得比较含糊。
其实，所谓的地下出警队，所干的买卖，就是旧时代黑社会的事业。
那时，商户或者市民，有事摆不平，就出笔钱找黑社会老大，由他们出面摆平，先是来文的，“吃讲茶”
，吃茶如果不灵，就开打，或者采用其他手段，轻如上门扔粪，重则卸条胳膊。
这种出警队，现在在其他城市也有，只是人家不那么叫而已，长沙人的叫法，很有意思。
严格来讲，这种黑社会出头的现象，就是因为正常秩序得不到保证，警察和司法失灵，人们不能从警察的调解和司法调解和审理中得到公正，于是不得不转而求助黑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社会性的对黑社会的求助，是黑社会得以发展壮大的动力。
需求产生供给，一种需求强大到一定程度，即使非法，也会产生相应的供给。
只要供给动力足够强，无论如何遏制，都无济于事。
事实上，只要是人的社会，除了某些人造的乌托邦，就一定会有纠纷，纠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大的纠纷，甚至仇怨，都是由小纠纷积累而成的。
因此，一个社会，必然会产生出处理和调解纠纷的机制。
在中国的古代，调解纠纷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机制。
民间调解纠纷的是乡绅裁决和乡老调解，官方调解的机制，则是案件审理前后的调处。
比较善于处理案件的官员，往往着眼于调解，实在调解不了了，才进入司法程序。
由于古代司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打官司成本很高，所以，民间调解的机制往往特别发达。
因此，只要年景还算太平，黑社会往往没有多少空间。
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原来的乡绅调解机制没有了，1949年以后出现的人民调解员制度也废弛了。
市场化的发展，单位的相应调解功能也在逐渐丧失。
最关键的是，虽然法制建设是改革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的重点，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当地警察派出所的调解，不仅不到位，而且往往难以服人。
纠纷走到司法程序，而司法审判，也难以让人信服。
就这样，像长沙地下出警队这样的东西，就问世了。
一个社会，如果正常的秩序无法建立，势必会有不正常的秩序取而代之。
一个国家，有黑社会存在，不是大问题。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黑社会。
有的国家，比如意大利，黑手党还相当猖獗。
但是，如果有哪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要由黑社会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要由黑社会出面调解和处理；人们追求公正的愿望，要由黑社会来实现，肯定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长沙人称黑社会为地下出警队，也就是认为他们是地下警察，这无疑是极富讽刺意义的。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有两套警察。
有了两套警察，就意味着正常警察的失效。
进而言之，就是政府的失效。
因为，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一个连正常秩序都不能维持的政府，是谈不上有公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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