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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酒店三层的法式餐厅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黄油香气，阳光透过落地窗落在白色桌布上，将银质餐具映出柔和的光。
苏世玲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边缘，那双惯常温婉的眼睛此刻却盛满了惊愕与不敢置信。
“怎么会这样！”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压不住尾音里的颤抖。
苏世玲不是那种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女人。
她从小在财阀家庭长大，即便父亲苏昌郁从未刻意培养她接手生意，可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大象集团的业务脉络也绝称不上陌生。
餐桌上谈的是季度报表，客厅里议的是原料价格，那些关于食品业、供应链、出口份额的词汇，从她记事起就像背景音一样铺满了整个少女时代。
她太清楚集团此刻正站在怎样的悬崖边上。
九七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席卷了整个半岛。
在那之前，大象集团在综合食品领域的版图扩张堪称意气风发——从传统酱料、速食面，到餐饮食材的冷链供应，再到食品研究所不断推出的功能性新品，甚至在原料端，淀粉糖、赖氨酸、核苷酸这类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线也在稳步铺开。
摊子铺得越大，资金的闸口就越难收紧。
危机一来，市场需求断崖式下跌，出口通道骤然收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成品换不回流动资金，而隔壁华国那些价格低廉到令人咋舌的食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半岛市场，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刀一刀剐去大象集团原本就不多的利润空间。
那段日子，苏世玲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后怕。
会长苏昌郁在危机期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捏一把汗的决定——他没有收缩防线，反而逆势扩张，接连并购了两家上游原料加工企业。
这一步棋若赌赢了，大象集团便能在经济复苏时握住定价权；可赌输的代价就是资金链崩到了极限，随时可能断裂。
事实上，它确实差一点就断了。
若不是苏世玲的外祖父、半岛十大轮胎制造商之一的朴仁天在那时候伸出援手，以个人名下资产注入一笔救命钱，今天的大象集团恐怕早已成为金融危机伤亡名单上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那次劫后余生之后，苏家做了一件事——让大女儿苏世玲去和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公子李在容相亲。
这件事没有谁拿刀架在脖子上逼她。
苏世玲从小被教育得体体面面、识得大体，她知道这桩婚姻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大象集团需要一道更坚固的防波堤，而三星的名字本身就是半岛经济版图上最厚重的堤坝。
李在容那时风华正茂，论相貌不算出挑，但也绝不难看，言谈举止间是财阀继承人应有的分寸与教养。
苏世玲自己呢？琴棋书画、英法双语、名校研究生在读，走出去在任何社交场合都不会给任何人丢脸。
两人在双方家族的推动下见了面，谈不上多热烈的爱情，却也没有彼此排斥。
没过多久，在长辈们笑眯眯的注视中，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苏世玲曾经天真地以为，婚姻是两个家族的桥梁，而她至少可以在桥上拥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风景。
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婚后不久，李家人便开始收紧绳索。
公公李健熙的态度明确到近乎冷酷——三星家的儿媳，不需要读什么研究生，也不需要在外抛头露面。
她被勒令从学校退学，飞往美国陪读，名义上是照顾丈夫李在容的生活起居，实际上就是将她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塞进一座名为“家庭主妇”
的精致牢笼里。
不许私自外出，不许随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连回娘家探亲的次数都被严格限制。
那些关于学识、关于自我价值的念头，被日复一日的餐单安排、家政监督和社交应酬碾得粉碎。
最可气的是，当她偶尔流露出一点想要继续学业的念头时，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丈夫沉默的回避和公公意味深长的告诫——“李家有李家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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