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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近乎朴素的坚定：
“我们认为，智能驾驶的目标，不是用算法‘征服’或‘取代’人类驾驶员，而是成为驾驶员最可靠、最强大的‘守护伙伴’与‘能力延伸’。
技术的使命，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但可能脱离人性的‘上帝视角’，而是为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复杂与无常中，构建更坚实的安全屏障。”
她抬起头，看向王院士，也看向观众：
“这个世界充满不可预测性。
算法可以处理已知的‘不确定’，但必须对‘未知的未知’保持敬畏。
因此，‘青鹏’选择的路径，不是追求单一的、全局的‘最优解’，而是构建多重的、能够容忍单点甚至多点失效的‘安全冗余’。
我们相信，真正的安全，不是不出错，而是出了错，系统依然有能力兜底，保护生命。
技术应该为生命的不可预测性预留空间，而不是试图用绝对的‘确定性’去覆盖它。”
两种理念，泾渭分明。
一个追求“最优”
与“征服”
，一个强调“冗余”
与“敬畏”
。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王院士微微颔首，镜片后的目光深邃，仿佛早已料到这样的分歧。
他轻轻推了推眼镜，抛出了那个早已准备好、注定将引爆全场乃至更广泛社会讨论的“终极拷问”
：
“感谢二位的阐述。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残酷的问题。
在传统的‘电车难题’中，扳道工面临选择。
而在L4乃至更高阶的自动驾驶中，这个选择被内化到了算法里。
假设一个无法避免的碰撞场景：系统必须在前方突然出现的多个行人（假设无法完全避开），与保护本车乘客（可能通过更激进的转向导致车辆撞向坚固障碍物）之间，做出选择。
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车辆的决策算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则？更进一步，算法是否有权，或者说，是否应该被赋予权力，去判断哪一方更‘值得’被保护？顾先生，你先请。”
问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精神核弹，瞬间抽干了现场的空气。
所有人屏息，看向顾行知。
顾行知的脸上掠过一丝极细微的凝重，但迅速恢复了冷静。
他坐直身体，语气变得更为严谨，像在阐述一个数学定理：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但在工程化视角下，我们可以尝试将其转化为一个风险最小化的数学问题。
首先，系统会基于实时感知数据，计算不同决策路径下，各方（行人、乘客）的伤害概率模型，包括严重程度、存活几率等。
同时，会引入车辆自身状态（速度、角度、可变形空间）、环境约束（障碍物属性、二次事故风险）等变量。
然后，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经过严格伦理与法律审查的加权效用函数框架下，计算出能使整体预期伤害值最小化的决策。
这个函数可能会给乘员设定一个基础保护权重，但同时会综合考量行人数量、年龄（如果有可识别信息）、碰撞角度等因素。
算法不判断谁更‘值得’，它只是执行一个预设的、追求社会总伤害最小的‘最优解’。
这个解可能冷酷，但它是透明、可验证、且符合程序正义的。”
他的回答高度理性，充满了模型、函数、概率，将血肉生命的抉择抽象成了冰冷的数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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