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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
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
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
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
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
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
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
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
若在往常时节，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
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每逢年节，诸司罢市休沐，共贺佳节。
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以示恩典。
年尾的各种赏赐，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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