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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
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
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
我们如果一味较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非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
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讯后,哀伤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
。
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
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
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
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
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
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
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
,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
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
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
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
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
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
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
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
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
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
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
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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