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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许多人受到他的影响，遂选他出来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受益颇多，更有数百名学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见而连带受到好处。
小儿科医师告诉我们如何喂食、养育、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孩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顾问告诉我们如何经营事业；政治上，我们极少以个人的身份投票，而是以某个政党党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爱情生活——都已经被专家侵入，它被观察、制成图表，然后详细地向大众公布说明，而大众消化了那些结果之后，就断定这一定是适合一切情形的福音。
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不会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决定去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一些“专家”
这么说，或者是因为那是一种流行，于是跟着做算是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尔经常用所谓的“群体状况”
来告诫我们——他认为盲从会扼杀人类个性中最珍贵的价值。
“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
莫尔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正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美国的立国精神不仅在维护国家的独立，而且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
如果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那就难怪他们也会群集起来反对政府了。”
莫尔在文章的最后做了如下结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却并非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不可否认的，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流水线教育的当今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
例如，我们常常用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
、“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
、“他是自由派”
、“他是反动分子”
等等。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
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W·杜斯十分关注顺从与不顺从相抗衡的问题，因而用“身为个人的重要性”
作为他对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题目。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让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如果你真正具有个人的特质，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尽力将屈服合理化，你都无法成功，除非你抛弃你的最大资产——自尊。
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橡皮图章的尊严表现。
随波逐流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情绪上的一时满足，却也时时会干扰你内心的平静。”
杜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
他指出：
“人们只有在认清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类问题。”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1955年6月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也发表了如下演讲：
“有了生命，我们方能尽量发挥各种才能。
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接受这些义务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活得更有价值，就必须履行适当的义务。
但是接受这些义务——没有这些义务，就不可能有让我们表现才能和个性的有秩序的社会——我们就有权利和机会在为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全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特性。”
只有成熟的心灵才能感知这种人类最光荣的潜能；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怀着“比天使低下一点”
而不是比猿猴高—点的骄傲心情活下去。
对于这样的心灵、这样的人来说，顺从——担惊受怕者的避难所——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字眼而已，因为他跟爱默生一样，认为个人心灵的保全是最神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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