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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和地域似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三国演义》一书,是根据史实再创作的一部小说,刘备、张飞河北涿郡,关羽河东解良,曹操沛国谯郡,孙权吴国富春,那是无法改变的了。
但属于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如这部书里最出色的、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女性貂蝉,就没有明确标出是哪里的人。
我想,也许作者觉得把这位美人定位于哪一个具体的郡县,都会产生某种美学思维的局限性。
假如明指米脂,大概有背北人豪壮粗犷、南人文雅婉秀这种普遍观念,于是,干脆就采取没有籍贯的籍贯,给读者一个更加广阔的想象余地。
到了鲁迅先生,他对于作品中的人物籍贯,主张“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的,所以,他写到阿Q的籍贯时,只是说了“未庄人氏”
,而未庄在什么省什么市什么区什么乡,小说中只字未提,是读者根据其中乡土风情的描写,大概以为是鲁迅先生的家乡绍兴吧?当然,这种不“专用一个人为骨干”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典型人物的描写方法。
但他又说:“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这里面我们也能忖度出先生免得无谓麻烦的隐衷在内。
《阿Q正传》在孙伏园先生办的《京报副刊》上连载时,就有不少人站出来认为是骂自己。
这种自作多情,很被鲁迅先生嘲笑过的。
三十年代,有一位名叫易君左的文化人,写了一部书,书名《闲话扬州》。
大概对扬州颇多不敬之词,结果引起扬州人的公愤。
有人还为此拟了一副上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
在报纸上登出来征求下联,也不知后来有人对上没有?四十年代,黄佐临先生拍了一部很不错的喜剧电影《假凤虚凰》,由于片中被讽刺的主人公是理发师,我记得发生过上海的理发师同业公会,动员从业人员跑去包围电影院的事件。
看来,人们对于艺术作品中人物籍贯的敏感,发展到行业、职务等等多方面的禁忌。
鲁迅先生所用的泛指法,便为怕招灾惹祸的作者遵奉为要旨。
所以,现当代作家,与古典作家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尽可能模糊作品中人物的籍贯,甚至尽可能淡化人物的职业、职务、职称的特点,免得写了某个不怎么样的人物,引起同籍人的不满,说你别有用心;也免得写了某一级干部为反面人物,以至所有同级干部都认为你在含沙射影骂他。
于是,曹雪芹用过的这种表现人物特征的手法,便不为近代作家所采取,真是很遗憾的事情了。
我常想,随着文化水准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视野的日益开阔、信息的迅捷广泛,人们在看问题、做事情、作判断时,态度应该会从容些,心胸应该会豁达些,幽默感应该会增多些,又不是指着鼻子,点名道姓,何必那么急于对号入座?在这一点,我很佩服古人的雅量,《金瓶梅》里那位臭名昭著的**棍西门庆,标明是山东东平府人氏,从来没听说明清两代那里有人发出微词,找兰陵笑笑生的不是,这一点宽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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