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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有的一切，而“日常生活”
正是权且利用的艺术。
弱者的居住、漫游、交谈、阅读、购物和烹饪这些活动与战术的狡猾、机智、灵活、机动、狂欢、诗学和惊奇的特征是相一致的。
德赛图坚信被宰制者所拥有的力量，坚信体制在这种力量前的脆弱性。
在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作为“消费者”
而存在的，消费是获得生活资源的唯一方式，不管这些资源是“物质”
（功能意义上的资源，如衣、食、住、行等）还是“符号”
（文化意义上的资源，如形象、语言等）。
这种二分实际上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因为任何一种“物质—功能性”
资源都与“符号—文化性”
的资源相交叠。
每一种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因为消费的过程，总是意义生产的过程。
商品售出之际，它在分配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完成，但它在文化经济中的作用却刚刚开始。
作为日常生活的资源，商品是消费文化借以形成自身的原材料。
从德赛图的理论来看，消费行为的生产力，是从财富或阶级中脱身而出的。
穷人往往是最具生产力的消费者，当失业者以挑衅的姿态公然展示一些商品时，他们将自身生产为一种街头艺术，而这些商品的创造性便不受其价钱左右。
消费因此可能变成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战术袭击。
正像德赛图所说，这种生产性消费的特征是诡计、分裂、偷袭、秘密性、不知疲倦却悄悄地进行。
这种战术性消费的产品没有固定的场所，而只是瞬间存在的空间，它们在那些被媒介传播的、都市化的、官僚化的体验中撒播、消失。
它们混融在周遭的环境中，伪装起来不便发现，并随时可能消失在其身处的“殖民化组织”
当中。
（三）被动性的主动
在约翰·费斯克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多处可见他对德赛图理论的应用：“昔日的越共战士，摇身一变为纯朴的乡民，小心恪守着国家的法律；而那位躲在厕所里抽烟，或在学校课桌上刻印自己名字的女生，则接受了那份毕业证，证明自己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还有那位制造中伤与对抗意义的电视观众，仍被统计着并卖给广告商——他的种种对抗行为，诡秘地混融在周遭的商业环境中。”
[9]
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仍然沉浸于德赛图的理论体系之中，他引用麦克·普莱斯蒂创造的“无产阶级式的购物”
这一术语以及对澳洲一家商场中一群失业青年的行为所做的分析以说明德赛图的消费战术。
普莱斯蒂研究的这群失业者没钱而有闲，他们在商场中消费的是场所与形象而非商品，这是一种不会产生效益的感官消费。
他们将商场这一场所转化为自己的空间，来展现他们的对抗性文化，维护他们的社会差异以及他们虽受宰制却持敌对态度的社会状况。
他们群集于橱窗周围，让那些常规的消费者无法看到或难以进入商场，他们的快感在于搅扰体制，激怒老板露面，与他们对峙或呼叫保安人员来赶走他们。
还有商场中的顺手牵羊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诡计”
与“抵制”
。
商品被顺手牵羊的原因，从病理学层面到物质经济向度，其因由不一而足，但这里还有战术性的因由，即利用强权策略的弱点带来快感，而且有时通过退回物品，或宣称不合适而要求退款，进一步耍弄秩序从而滋生快感。
例如，当两位秘书小姐为打发午餐时间而到商店中随意看看并无意购买时，她们合法的“花招”
与顺手牵羊、移换价格标签等做法没什么差别。
她们试穿服装，在店内的化妆镜前或彼此眼神中消费那“偷来的”
形象，将百货商店妇女服饰部这一场所转化为她们的午餐空间，并且对该场所的物品战略性布置的摆设进行战术性的骚扰。
服饰部的老板虽了解此等战术，但却无可奈何：他们只是估算着，30个随意看的人当中，将有一个变成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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