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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明明知道追寻纯西方式的现代化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但由于现实逼人，我们又不得不走现代化之路。
那么，如何才能既不放弃现代化，又使现代化这一走向富强之路的代价减至最低，便是我们在踏上现代化路途时必须认真、仔细考虑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所以胡先生强调，现在问题的关键首先不是系统地提供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
“今天，我们最迫切需要思考和探索的，不是具体的建议，而是方向性的问题。”
“当代中国首要处理的问题，是方向性及基础性的问题，贸贸然提出特定的解决方案，以为这些基础性的讨论已告一段落，是鲁莽而危险的。”
（第ⅩⅦ页）胡先生提倡“大孔子学说”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以期为人类未来提供一个扎实及丰盛的文化资源基础，而不是提供一个缺乏文化根基的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短期方案。
另一方面，倡导“大孔子学说”
的本意，也并非是要返回孔子，用孔子思想来匡正现实，而是要立足现实生活，来看孔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究竟有什么启发意义。
至此，我们已不难看出，胡先生倡导的“大孔子学说”
，并非如邓文所说是一种“白日梦”
和“妄想狂”
，而是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比较客观和平实的理解。
相反，邓先生对现代化的充满乐观精神的理解，倒是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生活时一厢情愿的态度，把西式的现代化过于理想化了。
因此，与邓先生倡导的“新批判主义”
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提出没有前提的自觉批判、自我批判、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对未经反省和怀疑的价值体系的批判和反思）以及根据现实发展趋势对一厢情愿的主观抽象观念的批判这种新批判精神相比（《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
倒显得更为实在，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而也更为切中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形。
而且“大孔子学说”
这种始终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从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文化资源，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传统的优劣的学术取向，在学风上也更值得倡导和学习。
其实，胡先生与邓先生的根本分歧，并非如邓文所说在于中国究竟是要“古代化”
还是要“现代化”
，而在于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
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是不是只能走西方式的以个体化与外在化结合为实质的理性化道路，抑或还能走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的以德为本的道路。
在邓先生看来，现代化无疑只能走西化（理性化）这条道路，中国式的以德为本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古代化”
的道路，是一条“在时间的长河默默地延续”
，即作为尸体和木乃伊延续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就等于选择了停滞、倒退甚至死亡，这是一条亡国灭种的死路。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所以邓先生认为“大孔子学说”
的实质是要“到传统中去寻找救世良方”
，并且把这种心态称为“恋母情结”
和“自恋情结”
，指责包括“大孔子学说”
在内的一切“新保守主义”
的虚伪之处在于：“生为现代人，享受着现代化的一切好处，却表白自己其实根本不愿意现代化，将现代化视为一个‘陷阱’。”
与邓先生相反，胡先生认为，西方式的现代化本身的价值其实并不是不容置疑的。
“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带来大规模的市场竞争，急剧的科技发展及大量新消费品的出现，这些活动高速地破坏地球生态、自然环境与滥用天然资源，正造成不可修补及还原的破坏。”
然而，“讽刺性的是，始作俑者的西方，并没有化解这危机的文化资源。
原因是西方文化背后的价值观为一主客分明，以个体为主，纵容个体不断扩张、创新与掠夺的价值观。
‘上下交征利’的后果与代价，明显人类种族存亡的危机，这情况下，我们只有持守知足的态度及不强求的价值观，才可以力挽这经济狂热带来的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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