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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制度和政治伦理的一切方面。
古代有以诗文取士，直到今天，写报告、发文件、发社论还都喜欢归结为朗朗上口的几个“字”
。
中国传统小说中充斥着“诗曰”
“有诗为证”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
20世纪初，中国诗性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五四以来的新诗和白话文破坏了格律诗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是对诗性精神的解放。
由于写诗的速度加快，不仅诗的数量大大膨胀，而且所表达的情感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了。
与传统诗比较，现代诗在诗情的含蓄、隽永、凝重和一唱三叹的典范性（可诵性）方面略逊一筹，但在情感的容量和复杂度（可读性）上却有很大的扩展。
古诗讲究乐而不**、哀而不伤，注重诗的社会普遍性和永恒性，新诗则讲求瞬间一己的独特感受和情感的充分宣泄。
20世纪以来的小说也是如此，除了某些时期（如“文革”
）的暂时性中断外，新小说即使是广阔的社会题材，也多渗透着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且越来越有向个人化、自传化发展的趋势。
30年代是如此，80—90年代更是如此。
但这一趋势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对作品的思想性的热切的呼唤。
作品越是走向个人化、私人化，它对于阅读者、评论者的思想深度和思想敏感度的要求就越高。
当数千年来人们所认同而不假思索的审美背景被超越、被突破和被置之不顾之后，文学如何还能成为文学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
人与人不言而喻地自然相沟通的条件已不再存在，在当代，只有通过思，才能重建诗（文学）的根基。
人们80年代初对“朦胧诗”
所表示的“看不懂”
的不满正表明，以为诗单凭情感体验就自然能懂是一种陈旧的偏见。
凡是能懂的诗都是先期运思（如孔孟庄禅的思）造成了一定的“期待视野”
（Erwartungshorizont）的结果。
经过十多年的运思，今天已没有人再抱怨朦胧诗“看不懂”
了，那种情绪已被普遍认同。
但进入90年代，一种更深入地运思的要求对文学创作和评论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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