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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是“看得见的”
改进，自由与人权则是较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原则。
但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恰好是建立在自由人权这类抽象原则的基础上的，忽视对这些理论基础的探讨必然导致对民主与科学本身的误解。
例如认为民主就是“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
，这是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直接相违背的。
把人类分为“大多数”
和“极少数”
，这在世俗层面上是直观通俗的，也能迎合一个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民族的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在操作层面上具有极大的方便性。
在中国，以众凌寡一旦得到道德意识形态的支持，便会恶性膨胀到非人的程度（如“文革”
的“大民主”
）。
当然，五四知识分子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后果，他们只是感到自己的单薄、无力，因而彷徨、焦躁、困惑，热衷于四处寻找同志；只有投身于群众运动才能获得解脱。
他们深感自己是无根之木、无皮之毛，微不足道。
鲁迅是能将这种孤独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少数人之一，他知道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但他仍然纠缠于世俗的恩怨，将自己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多少有些不值得的“复仇”
之中。
他与他的对手根本不成比例，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将那些自己感到困惑的事静静地思索出来，而是过于担心自己的思索成为于事无补的“空谈”
。
这种实用理性的考虑终于使他不敢把“实话”
全部讲出来，害怕“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
[14]。
因此，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
固然极深刻和必要，但它除了导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愤世之外，就是转过来崇拜民众、向往“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而并没有找到自己理论上的坚实根基。
鲁迅本人则尚未从“国民性批判”
上升到“人性批判”
，未从《狂人日记》中的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类的原罪感。
他不理解人性的忏悔不是哪一代人的事，而应是人性（哪怕是未来的人性、青年和孩子的人性）中永远不能放松的工作和永远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质。
他只好把一个“光明的未来”
，即国人改过自新变成好人的未来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准宗教的信念（而不是真正对超越一切现实的彼岸的信仰）。
这就是我曾称之为“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
的鲁迅思想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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