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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依然不敢大胆地抛开传统的束缚而更开放地吸取西方文化现代化的经验？两种诊断哪一种更切合现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石先生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胡先生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作出诊断，而是说这种诊断不对（不符合现实情况），石先生却至今认为，既然胡先生对中国现实作出了诊断，那么这种诊断就必定是对的。
至于第二点，则可以看作胡先生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而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所开出的“药方”
。
但石先生同样没有去证明这一药方是切合现实的，也没有回应我对这一药方的“脱离实际”
的批评，而只限于申明：“我以为，这种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新文化策略……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是面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现实理论”
。
这种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我以为”
之上的做法，是否过于武断了呢？
2.对于石先生提出的“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以德为本的道路”
即“第三条道路”
，我在前文中曾通过一系列论证指出：“‘理性道路’和‘德性道路’的这种绝对对立，实际上无非是理性和情感的对立。”
石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
对此，石先生的辩护的确够“复杂”
的（将近四千字！
），但一点也不清晰。
我只就与本题有关的谈几点。
a.所谓“第三种道路”
，“简要地说，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使之转换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构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与道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
，所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资源应该而且只能来自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德本价值观”
。
好，就算是这样，但问题正在于，我把中国传统德本价值观的实质（“理性层面”
背后的“价值层面”
）理解为非理性的“情感”
，这究竟是对了呢，还是错了？“简单化”
在什么地方？对这一关键问题，石先生却只字不提，这算是对我的反驳吗？
b.石先生回避了主要问题之后，又去纠缠“理性”
概念的含义问题，认为“人类的理性，受着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是同一的和先天的，……如邓文所认定的‘合乎普遍理性’的，普适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是没有的”
。
但我从来没有主张过理性的含义是永恒不变的，实证主义的理性和辩证理性、历史理性当然有不同。
但毕竟，理性不同于情感，这总是不容混淆的。
为了避免胡搅，我们是否可以先共同认可了“理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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