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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石先生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在于对现实的态度，即我主张为当前现实中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潮流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和规范，使之抑制消极因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石先生（和胡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借旧事物（如“迷信”
）的某些复辟来指责新事物的“脱离现实”
。
b.石先生指责我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批判“新保守主义”
，违背了我自己主张的立足于现实而不以任何理论为前提这一原则。
这种看法是非常形式的。
其实，我完全可以根本不提弗洛伊德，因为现实的中国人确实是在“恋母”
，而且早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就是如此，这是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看得出来的。
我之所以要提到某种理论，一是为了更容易让人理解，省掉些解释的力气；二是避免人家说我剽窃了别人的理论专利，现代社会，即使是自己独立想出来的观点，也要看看是否早先已有人提出过，而不敢妄称“独创”
“填补空白”
，这是个学术规范问题；三是弗氏的理论确实为我的批判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概念和方法，但它并非我的立足点，而只是为我所用。
我的基点是现实而不是某种理论，但这不表明我不用任何理论。
c.石先生认为，“‘新批判主义’所看到的现实‘只是单质性和片面性的’……所认同的是现代化的价值，并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对现代化的价值不加置疑的态度，不利于我们澄清问题的实质”
；但最末一句他又说，他与“新批判主义”
的分歧“并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
，而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显然，他所质疑的并不是现代化的“价值”
，而是现代化的形式。
可惜这一点又与胡先生的想法对不上号了，胡先生是宁可让“中国静止平淡的文化”
“在时间的长河默默地延续”
，而根本不屑于搞什么现代化的。
当然，胡先生的有些说法也并不前后一致，当他意识到现代化已经势在必行时，退而求其次，他有时也不否认可以搞点现代化，只是要不以损害古代价值为前提。
其实胡先生并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立场，石先生跟着他转来转去，不转昏了头才怪。
另外，所谓“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
，反过来说也就是“把现代化视为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瓦解传统文化的力量”
，而后者正是胡先生所持的观点。
这是我和胡先生共同看到的同一个现实，石先生却只指责我的“单质性和片面性”
，对胡先生则不置一词，是否也有些太偏心了呢？
上述看法，不知当否，敬请石先生再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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