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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民族”
哪个价值更高，而在于研究者和说话者真正说来需要什么。
“现在重要的问题，不是别的地方存不存在理想生活，或者古时候的生活是不是较为理想，而是任何地方日常生活过程的意义以及可能性的新组合如何可以被发现。
因此，替换**模式必须在文化批评所针对的状况和生活方式范围之内才得以寻求”
（第163页）。
只有针对现实生活，才能提供唯一有效的价值标准。
这个道理，许多研究中国传统的学者都不明白，或故意视而不见；而研究西学的人却常常很轻率地追随西方人的（往往是书本上看来的）现实生活，而放弃了本土立场，无视眼前本国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我并不反对有人情愿到西方去生活、以西方人的观点看问题，乃至最终成为一个地道的西方人；但如果你想要对中国人说点什么，想给他们出点主意，那你就要从中国人的现实出发，即从现在的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出发，而不是从对古代中国人的虚幻回忆或现代西方人的问题意识出发。
本书作者说：“我们发现那些在海外从事过研究工作，尔后回到国内从事本文化研究的人，最令人感兴趣：他们证明人类学在与其他研究领域联合发展文化批评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第159页）。
可是，我们那些从国外回来扎入国学研究的学者，以及那些频频出国考察的国学家，有几个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呢？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自恋性的回归情结。
本书极力强调的文化批评方法是所谓“变熟为生”
（defamiliariza-tion）即“陌生化”
的方法。
所以作者们特别重视文化间的“差异性”
。
在他们看来，文化比较“以促使读者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为目的”
（第191页），为的是“发现能够深刻地校正我们观念的最为异己的文化，使我们自己获得应付陌生事物的信心”
（第192页）。
当然，其前提是普遍人性的共通性，因而这种研究不是单纯的猎奇，而是真正能对自己的文化发生影响和校正作用。
进一步说，陌生化还从根本上表现为对自身所熟悉的文化用新的眼光拉开距离遥看，而不是一味沉溺其中。
常听人说要懂得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带感情，否则不能进入，我觉得这是个悖论，犹如说先要学会游泳才能下水一样。
经过“文革”
，我不知道一个有理性的人怎样还能对这个酝酿了如此“史无前例”
的怪事的文化土壤无批判地倾注“感情”
。
我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克服渗透在我们血液里的感情障碍，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谜”
，并找到对之加以改造和校正的途径。
这正是我在拙著《灵之舞》和《人之镜》中试探着去做的一件工作，它与本书的宗旨可说是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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