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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都是这样预设的理想终点。
它不一定能在某个日子里完全达到，但是只有这种预设，才使人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目的，使人的一切行为具有了意义，使人有了自己的“历史”
，总之，使人成其为人。
反之，没有这种预设，或者代之以其他任何预设，不论是动物性的预设（“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还是政治伦理性的预设（“治国安邦”
“存天理灭人欲”
等等），都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赋予生活以狭隘的、暂时的世俗目的和意义，而最终使生活失去了超越的目的和意义，把人推入历史虚无主义，使人不成其为人（“吃人”
）。
中国传统历史之所以不是真正的历史，正是因为它没有这种超越性的预设；而之所以没有这种超越性预设，是因为中国传统自我意识的不成熟，它还被束缚于世俗的社会关系和既定伦理规范中，而蔑视一切超越性、普世性的原则。
或者说，即算它也有某种超越，也只能是“内在超越”
，只能在历史循环论的圈子里转，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
西方经过中世纪的神的提升和近代以来的“人的发现”
，则发展出一种有一定目的、因而不可倒退回去的历史观，即一种“进步”
观，它支配着西方人直到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的本质。
很明显，这样一种人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中的人，是处于自身矛盾中的。
一方面，人必须自己设定自己的最终目的，而不能被动地接受不论是由大自然还是由别的权威给自己规定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所设定的这个目的又不可能是当下即得的，而是超越性的，它着眼于超越个人当下此在的整体性，因而也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
换言之，个人历史的超越性就在于它是以全人类历史的目的为目的，而这种目的虽然是个人自由地设定的，但却是由个人以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传统形成起来的，而整个人类历史传统本身又是由无数个人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解释学的循环”
。
一方面，历史只能是每个人自由创造的历史；另一方面，每个人又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传统）和既定环境下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些历史条件和既定环境是由以往的个人自由创造出来的，而所谓的“自由创造”
本身又意味着它是“无条件的”
。
历史的悖论在于，一种“有条件的无条件创造”
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个可能的维度，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
只解决了一个维度，即用今天的视野去同化和统摄以往的视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
和“社会交往”
则解决了另一个维度，即立足于今天的视野去开拓未来的视野。
这两个维度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但都是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突破传统。
这一矛盾就是人本身的矛盾，也是自由本身的矛盾。
[177]有没有这一矛盾，或者说能否把握这一矛盾，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的矛盾和自由的矛盾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历史之成为历史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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