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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夭折——硬谈《古船》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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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谈《古船》及其他
实话说，我们苦苦地等待能够配得上《古船》的批评已有两年多了。
其间，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鲁枢元、雷达、吴亮和刘再复的据称“从不同角度的精彩批评”
，但这种等待并不因此减弱分毫，以致不愿再被动地保持沉默了。
虽然我们确信，《古船》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块狗头金，但我们不愿如作者那般淡泊地说：让历史去评判吧。
因为出现的对《古船》的外热内冷和敷衍了事与我们这个因讲效率讲信息著称的时代太不相称了。
一百五十年前，十二万八千字的《当代英雄》出版，同年，别林斯基长达七万字的专评即付梓刊印。
1859年，《奥勃罗莫夫》出版，同年20五岁的杜勃罗留勃夫发表了四万余字的长文《什么是奥勃罗莫夫的性格》，从此改变了冈察罗夫君被公众冷落的现状。
那时，俄国作家找一真正的知音太容易了！
公众对批评家的敬仰不亚于对作家的敬仰，因为他们清楚：没有这些批评家，就很难奢望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
时下，很难在作家圈子里听到对某位评家由衷的钦佩了。
四川作家周克芹曾撰文呼吁批评家要特别关注《古船》，不见回声。
批评家和作家那种血肉联系未经声明就断裂了。
《古船》发表已有三年。
三年不算长。
可是三年的不被认识，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委实太残酷了。
这三年，我们仅见到张炜对《古船》讲只配作续貂的狗尾的《蘑菇七种》。
听说他做副市长去了，或许他已在官场上找到了知己，有了乐不思蜀之心。
郑朝宗先生最近撰文说：“直到现在为止，关于此书（指《管锥编》）的评介文章似乎还停留在一般的推荐阶段上，没有触及真正的探微之处，因此其作者的真面目还若隐若现。
倘任其继续下去，则名噪一时的《管锥编》也有可能沦为钱先生所说的俗学。”
（《显学与俗学新解》（载《人民日报》1989.11.3八版）郑先生又说：“每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出现时，其国之学者群趋若鹜，争相研诵，然后著为文章，各抒己见，由于各人水平不同，其高者探骊得珠，与作者意会神合；其低者则仅得皮毛，使原作面貌全非。
使显学变为俗学的正是后一种人。”
钱先生已被誉为博大精深的文化昆仑，欲强奸他，除了需有不可扼制的情欲，大低还得加上一个近乎无耻的大胆。
文学界尚无获此殊荣者，都以能领两三年**为祖坟冒烟的奇迹，显学、俗学之外，批评家又创了一学，郑先生就不知道了。
新时期文学之骁将，大抵属学之后进，作品时被人称道，但捉襟见肘处历历，能得名评家赐字，已属不易，也就眼睁睁看着评家拿来**，不敢作声了。
便是有了《古船》这样的作品，其效用也只配用来印证批评家的某种体系的包罗万像或某种思想的博大深邃。
批评家这样做出的学问，与显学俗学都不搭界了。
这是一种极霸道的批评，极有欺骗性，流弊无穷。
为了使读者不致雾失楼台，我们只好拿刘再复发在《当代》杂志上的《〈古船〉之谜和我的思考》略作品评。
刘文中心是读出了隋抱朴身上的原罪感，不还把抱朴与圣雄甘地和老年托尔斯泰作了对比。
初读此文，颇有一丝新鲜感，再读，就闻见了王荆公强改他人诗的豪取意味。
文章第二节搬出孔老二、鲁迅等人的言行证明中国人无真正的宗教信仰，并指出“无宗教信仰也就没有原罪感”
，接着又说：“小说的主人公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
前后分明出现了矛盾，下文却不见论及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
如果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此文作为名评家的应景文章加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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