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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又认为,作为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者,作为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作为当代军旅文学重要主题的鼓吹者,朱向前对朱苏进的所有发言,都在消解着朱向前的批评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原本不该长久地作这种“友情出演”
的,可朱向前却一直乐此不疲地这么做着,而且至今毫无悔意。
这种悖论式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们想与朱向前商榷的重要原因。
二
必须强调指出:朱苏进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谨,有自己始终关注的描述对象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成为军旅文学二十年来承上启下关键人物的作家。
和全国的同龄作家相比,朱苏进的小说产量并不算高,计有长篇小说《惩罚》(1978)、《在一个夏令营里》(1980)、《炮群》(1991)、《醉太平》(1994)四部;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战后就结婚》(1986)、《第三只眼》(1986)、《轻轻地说》(1986)、《欲飞》(1987)、《两颗露珠》(1988)、《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1990)、《咱俩谁是谁》(1991)、《四千年前的闪击》(1992)、《祭奠星座》(1992)、《接近无限透明》(1993)、《孤独的炮手》(1993)等十五部,总字数不超过两百万。
列出朱苏进的全部小说篇目,是想一目了然地说明,除《惩罚》《在一个夏令营里》《战后就结婚》《两颗露珠》《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少数篇什自生自灭外,《射天狼》《凝眸》两度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金色叶片》《醉太平》两次获得上海文艺奖,其余篇什自发表后都曾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
自1982年的《射天狼》到1994年的《醉太平》,十三年间,不断有作品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不断关注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
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了朱苏进实力派作家的面目。
在时间的作用尚不明显的文学史意义上,朱苏进的可圈点性是不能抹杀的。
问题在于,在世纪末的今天,仅仅弄清楚一个作家在同时代人撰写的文学史上的所谓地位已经远远不够。
在文化转型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拿来主义大潮退去之后,在文化转型期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几度扬抑转换之后,需要面对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各类实力派作家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遇里,并将走向何处这样一类重要的问题了。
这就是我们重读、重评朱苏进的思维的起点。
重温一下批评家缪俊杰在朱苏进的《射天狼》发表伊始写下的一段话很有必要。
缪俊杰写道:“袁翰有着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的命运和际遇。
他在探家时面对着病妻弱女所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窘态;一贫如洗,在收到妻子的电报到邮局汇款,把仅有的拾叁元汇去,后来又把‘拾叁’改成‘拾’的翻来覆去的思索,以及探家回来饥肠辘辘的狼狈相,这些细节都写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特点。
然而,袁翰又毕竟不同于平庸的普通人。
他宁可回来受处分也不愿编造一些续假的理由;他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向组织伸手;他在因超假受了处分之后,那样胸怀坦**地把自己的错误告诉自己新调去的单位的战士们;他受了处分并不背包袱,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高度负责精神去抓工作,全力以赴地去改变落后连队的面貌……从这些方面来看,袁翰又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英雄。”
《射天狼》就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太过于平常和普通的作品。
缪俊杰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批评家在1982年的中国举荐《射天狼》,一点也不可笑。
同一年获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账单还曾经赚过千百万中国人的眼泪。
1982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两部具有文学经典品格的作品,一部是《黑骏马》,一部是《人生》,剩下的获奖作品,只负责描绘那一时间社会心态的某种真实。
然而,又不能否认,《射天狼》的获奖使朱苏进一举成名,同时也成为后来的批评家评价朱苏进创作的一个不低的起点(本文不准备涉及批评家面对评奖时的从众和媚俗心理)。
即便是一部《射天狼》,也是朱苏进在原创作道路上艰难突围后的产物。
年轻的朱苏进在“**”
的后期就开始了创作活动,“**”
结束的第二年,二十四岁的他就做了专业作家,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惩罚》。
指出这一点,目的不在于显示朱苏进的早慧和创龄的悠长,而在于强调“假大空”
“高大全”
式创作道路和方法为朱苏进的创作生命打上的永远无法抹去的底色。
换句话说,朱苏进是吃过“**”
文学的“奶”
的,是一个从“旧时代”
走进新时期的年轻的文学“老人”
。
《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散发出的是一鼻子就可嗅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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