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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762年发表的《拉摩的侄儿》，狄德罗已经在小拉摩的身上表明了“人性中的隐秘成分之间的对抗”
。
福克纳的艺术描写，有很大部分着力于这个“第三现实世界”
，但当问到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时，他说：“我住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大家谈弗洛伊德谈得正热闹，不过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他的书。
他的书莎士比亚也没有看过，我看麦尔维尔恐怕也未必看过。”
福克纳也许是个特例，更多的实例是：“有些作家将作品寄赠给他，并献词向他表示感谢，据说弗洛伊德对此并不寄予厚望。
超现实主义也曾有点一反常态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他们的纲领加以科学地审订。
卡夫卡显然是有意识地探讨了弗洛伊德关于罪与罚、梦，以及惧怕父亲的概念。
托马斯·曼自称与弗洛伊德志同道合，他深受弗洛伊德人类学的影响，醉心于各种神话和巫术的理论。
詹姆斯·乔伊斯也许可算是最透彻和最自觉地发挥弗洛伊德思想的人，他对于潜在意识中各种状态的兴趣，他的一词一物和一词多物的用法，他关于一切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的扩张意识，以及相当重要的他对家庭主题的处理，都充满弗洛伊德的色彩”
。
我们强调的不是弗洛伊德对某一个作家的具体影响，而是弗洛伊德对20世纪整体的时代精神和整体潮流的广泛影响。
有了弗洛伊德开创的对“第三现实世界”
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一切原有学科都呈现出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课题。
长篇小说的主要特征，也必然会发生重太的变化。
剧烈的政治、军事动**，壁垒森严的各呈体系的意识形态间的冷战和论战，不可扼制的世界的迅速物化，科学技术的发达暨废除人类不平等的愿望和行动形成的地球村意识，传统或叫文化之根力量的显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深刻地、全方位地影响着20世纪的长篇小说。
世界呈现出的多方面的未定型和未完成特征，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19世纪形成的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传统和它达到的完美性，也迫使20世纪的作家必须另辟蹊径。
社会整体各个层面体现出的多元特征，决定了20世纪现代长篇小说不可能像19世纪一样存在显眼的主流和较多的共性特征。
长篇小说作家的哲学观念可能也必然会有重要差异，但基点却也只有这一个：内省精神的特别突出。
这使现代小说中的意识分外醒目。
19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社会档案”
特征减弱了，哲学论文、心理学论文和伦理学论文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心灵”
，无边无际的“心灵”
使成了现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时空关系。
因最基本的时空关系由从前的“广场”
“道路”
“沙龙”
“门槛”
这些实体变成了无形的“心灵”
，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系统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正因为“心灵”
成了现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时空关系，并使时空关系系统变得十分复杂，长篇小说的结构也变得空前丰富了。
作家表现的哲学观念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对位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只不过是变得较为隐藏罢了。
如果从流派的角度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哲学观念和结构的关系加以考察，更容易看出“两者的对位关系”
这一长篇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仍牢固地存在着。
现实主义作家，如早期的托马斯·曼，格拉斯、索尔仁尼琴、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主体精神仍然是19世纪的，只是加重了意识的主题，这已用不着论证。
由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大师组成的意识流小说流派，他们创造出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着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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