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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的文学创作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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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一个已经决定把一生都交给文学的游子。
今天能出席故乡这个跨世纪的文学盛会，我感受到了一言难尽的激动和光荣。
这激动缘于归乡游子对故土发自血缘的归属和认同；这光荣来自于慈母一样的故乡对我这个文学游子的劳动的关注、肯定和奖赏。
这次会议肯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激励，对我今后的生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我一直笃信一个作家只能有唯一的一个故乡，并且偏激地认定：对故乡态度的冷与热、对故乡情感的浓与淡、介入故乡人和事的深与浅，几乎可以直接决定作家的品位高低、气象大小。
我的这样一种故乡观，与福克纳对邮票大小的故乡的深情，有同有异。
我欣赏他对故乡感情的浓烈和不变，但对他终身都不愿走出密西西比感到遗憾和不解。
进而，也对“越是地域的文学越是世界的文学”
这种流行的说法将信将疑了。
故乡是作家的根部，作家的树干和藤蔓应该具备无限伸延的空间。
这种固执和不入时的观念，这些年使我受益匪浅。
整个80年代，是我的漫长的文学学步期。
在这十年，因身居异乡的漂泊感和军营这一相对闭锁空间的强制性约束，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闷和无望。
那时间，对河南籍作家作品的学习，几乎成为我每天必修的科目。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春妮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乔典运的《村魂》《满粟》，田中禾的《五月》，周大新的《汉家女》，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张宇的《活鬼》和张长弓、何南丁、于黑丁、孙逊、张斌、张长、侯钰鑫、杨东明、郑彦英、马本德等人的作品，都对我的创作发生过良性影响。
张一弓的入世精神，乔典运的研究精神，田中禾的冲淡典雅，周大新的沉实机敏，刘震云的尖锐深刻，李佩甫的淡远悠长，张宇的机智泼俏，在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无疑都可备为一格，且都能显示持久的后劲和生命力。
虽然河南籍作家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很少写出红极一时的轰动作品，像《红蚂蚱绿蚂蚱》、《活鬼》这样今天看来已具备经典意味的优秀中篇小说连全国奖都没评上，但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力已在时间的隧道里刻上了鲜明的印记。
到90年代初，河南作家虽然还没有写出《古船》《白鹿原》《废都》这样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厚重大书，但我对河南作家的未来，一直充满了信心。
因为在中原这块大地上，曾经诞生过诗圣杜甫、文启八代之衰的韩愈。
什么样的土地，能长什么样的庄稼，江南结橘，江北成枳。
当今的中国也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河南这片土地应该能结出硕大的文学金果。
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和研读时发现，尽管河南籍作家各人的操作套路不同，但都对生存这一一切人性主题的根本，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和重视。
这种情况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其他省域作家群身上是鲜见的。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不也是直面中原人的生存的么？进入90年代，河南作家出了一个写生存的集大成之作，出自河南作家之手，决不是偶然的。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河南作家开始显示自己的雄厚实力了。
李佩甫的创作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从《无边无际的早晨》到《城市白皮书》，从《学习微笑》到《败节草》，李佩甫展示了让我惊讶的蜕变深度和上扬空间。
尽管他这一系列的作品带着蜕变期不可避免的伤痕和缺失，但我对河南作家的下一批作品开始有充满神圣感的期待了。
这种情感决不是对某一个作家的敬仰之情，而是对一个新大陆般作家群即将崛起的出自心灵的感知。
河南作家的韧性和眼光也在这个90年代显示出了不同凡响。
八十岁高龄的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第四、第五卷；年过古稀的宗璞在写《野葫芦引》；身患糖尿病的二月河伴着大把大把的药片在写《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周大新在潜心描绘《第二十幕》的同时还在修建《向上的台阶》；刘震云写完《新闻》后，竟远离文坛，用五年时间写了洋洋两百万言的《故乡面和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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