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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前：你这么评价朱苏进，作为个案或许是有见地的。
不过，我认为不能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将出去。
朱苏进一脉的合理内核在90年代被弃之不顾，我认为还是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一种缺失。
塑料树式的、空中楼阁式的、个人玄想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会导致军旅小说与读者渐行渐远，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永远都会是军旅小说的重要主题。
“农家军歌”
类的军旅小说，缺的就是这种精气。
正因为如此，尽管《穿越死亡》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还是把它看成90年代军旅小说的重大收获。
我把它称作南线战争的总结之作，主要是因为它以独到的表述方式，表现出了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使几十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老生常谈的概念，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从长远来看，《穿越死亡》的出现，可以使读者对描画战争的杰出小说的期待，多了一个坚实的依据。
中国的作家可以把南线一场小小的局部战争写到这种程度，当然可以期待他们有更好的表现。
柳建伟：90年代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小说的表现实在有点差劲。
这一条战线上，较80年代的成果，退步太大。
《茫茫组歌》和《红闪》等少有几部引起有限关注的中篇，和《红高粱》《灵旗》《皖南事变》一比，谁都知道在这方面的欠收。
实话说，我对中国军旅小说大作品的企盼，只在这一领域。
90年代中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数家出版机构组织了几套战争历史题材纪实丛书的撰写，作者中不乏实力派，但愿经过一段沉淀，有人能在这个领域有惊人之举。
朱向前：这是喊了多少年的一个老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熟悉了历史事件的进程，远远不够，顶多能做到从文学的角度有限地抢救一些党史、军史而已。
军旅小说家太本色，创造力和想象力两个翅膀都欠发达，不仅仅是90年代才存在的问题。
前十七年，军旅小说题材上呈现出明显的橄榄状，以建军前四十年的历程来划分，反映前十年红军时期和后十六年建国时期的小说都很稀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前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力绝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入伍的。
开始，我把这种本色的表现归为这一代作家的文化程度的局限和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创作思想的影响来解释。
后来，我感到问题严重起来了。
整个80年代，在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笔下，没出现一部全景式描画一段战争历史的作品，但《红高粱》这种天才式的作品的出现，遮蔽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进入90年代中期，军旅小说家的太本色化的弊端彻底暴露了，而且呈现整体都有缺陷的症状，不能不让人忧虑。
军内评论界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陈怀国笔下的士兵和排级干部，阎连科笔下的连长指导员，朱苏进笔下的团长政委，基本上能反映军队团以下人员的生存境况描绘个八九不离十。
这决不是特长，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了。
柳建伟：太本色确实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另外，作家间相靠、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几无差异的情况也很普遍，不是齐步走，就是原地踏步走。
《兵家常事》《美丽人生》《兵谣》《诺言》等几部近年出现的描绘当代军营生活的长篇，主要笔墨都是写六七十年代的。
这种英雄所见略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赵琪、石钟山、陶纯、天宝、简直等90年代军旅小说家代表作中，称得上鲜活的形象，没有一个肩上扛着校官的牌牌。
我私下揣摩，陈怀国把许家忠写到团长，阎连科着力写个大校，恐怕都有改变尴尬现状的企图。
裘山山、庞天舒和刘静三个女作家的军旅小说相互间的区别自不待言，但阅读后那种相靠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
刘静的个性稍强，但在有限的几部作品里，也开始出现对自己的重复了。
翻一翻近些年的《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充斥的大都是太本色的小说。
朱向前：这方面的问题，90年代的全国文坛也普遍存在，只是军旅小说更触目惊心一些。
地方晚生代作家笔下出现的相互间也基本上大同小异的模拟中产阶级的主人公，玩玩欲望的游戏，**一些无病呻吟的游戏，尚与社会现实的某些次要层面存在着丝丝联系，还有那么一点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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