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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李存葆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弘扬和重铸，他既不是猎奇，也不是炫耀，他是一种冷静深刻的扬弃。
其中有发掘和坚守，比如《祖槐》对乡情血缘关系的咏叹，《飘逝的绝唱》对中华民族古老而坚贞的爱情观的讴歌，《东方之神》对忠义诚信的呼唤，都是在厚重的历史感中见出了紧迫的当下意义。
其中也有批判和审视，比如《沂蒙匪事》中的匪性和兽性，又比如《国虫》中的玩性和惰性等。
它和民族虚无主义与夜郎自大精神划清了界限，是文学表现民族性的正音，都强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古老而坚韧不变的基本精神特征。
柳：重读古典典籍读出了《飘逝的绝唱》，游历庙宇拜谒神灵悟出了《东方之神》，研读野史研究出了中国土匪性格与国民性的关联，从玩蛐蛐儿现象中指出了中国《国虫》的存在，李存葆总能从民族文化典籍和物事中找到民族之魂。
近年来，倾其心力，用如此规模的篇章来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风貌的作家屈指可数。
因此，李存葆的努力尤显珍贵，对于中国作家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艺术性：李存葆散文之双翼
朱：大约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谈散文的文章，题目就叫《散文的“散”
与“文”
》，将散文二字拆开来分而论之，文章最后说：“‘散’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亦不足道哉。”
我这里的“文”
说的是“文饰”
“文采”
，主要是指散文的艺术性，一篇散文如果写得没有文采，不讲究艺术性，就如一只鸟折断了翅膀，飞不高远。
李存葆散文少则万余言，多则三四万言，如果没有华丽的文采作为强劲的双翼，它怎么能够飞进千千万万读者的阅读视野乃至心灵的天空？
柳：李存葆散文的覆盖面已经充分证明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而且是中国散文传统艺术承传成功，但是业内人士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对其篇幅的超长，对其词藻的铺张，对其思辨和史料的大剂量掺入等，是否遮蔽了作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否反而远离了散文的本质和规律，诸如此类。
我想，这恐怕涉及一个散文的观念问题，需要做一点细化的深入的学理上的辨析，您是否结合中国散文传统对此谈谈您的看法。
朱：说得对，这里确实涉及散文观念和如何全面理解中国散文传统的两个问题。
由于对长期以来“文以载道”
、过分强调宣传教育功能的共性大而个性少的“宏大叙事”
的一种反弹，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更愿意接受一种重性情、重情趣、重意境的“闲适”
“散淡”
之散文。
比如重读新文学中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诸君成为一时之风尚，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则以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一路至情至性文章为高标。
当然，此一路往上追溯，比较典型的应该说是明清两朝的“性灵派”
和小品文，它们之间多有一脉相承之处。
李存葆不属于这一派。
那么李存葆师承的又是什么传统呢？在我看来，他师承的是中国散文中的正音。
从明清再往上推，一直推到两汉六朝，推到先秦，推到贾谊、杨雄、司马相如的大赋长文那里。
当然，后至唐宋，也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等。
这都是一些大散文，是登高望远、纵横古今、忧国忧民之作，多写大主题、大题材、大感情，是散文中的黄钟大吕之音。
而且，它们在形式上追求气势磅礴和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和音韵节奏，读来抑扬顿挫，让人在吟哦俯仰间感受到一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正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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