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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曾国藩经营多年的基地，政务、军务他当然再熟悉不过，也再顺手不过，由曾国藩回任此区总督不但人选恰切，同时也是朝廷对他这般宿老重臣的一个安抚。
此一调动，遂致一曾两李以及直隶、两江、湖广三区的连锁人事变动。
至于“刺马案”
，又确是一桩重案和奇案。
说它是“重案”
，是因为像总督这样的高官被刺，自是极其少有的事情，影响巨大，朝野惊悚；说它是“奇案”
，是因为案情扑朔迷离，传言多多，单就“凶犯”
张文祥与马新贻关系及其作案动机来说，所传就大为奇异纷杂，真假莫辨。
因此，此案不但成为后世屡有探究的历史疑窦，也成为热门的文艺作品题材。
李鸿章此信中说“穀山死于非命，不解其由”
，不仅是他个人当时的疑问，时至今日也仍是尚不能彻底说清道明的“谜”
事。
当然，曾国藩回任两江后不久，即由其实际主持（名义上是刑部尚书郑敦谨主持）审结“定案”
，大致口径和判处结果是：有过“随发逆（按：诬指太平军）打仗”
经历的张文祥，曾递民事讼状给出巡的马新贻而被拒接，因而挟怨，再加受激于他事，最终行刺并得逞，其人如此“穷凶极恶”
，以“谋反大逆”
罪凌迟处死，行刑后并在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
似乎铁案如山，清晰明了，而这背后掩饰了多少隐情谁能知道！
当然，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刺马案”
还远没有最终结果，“津案”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议办当中。
李鸿章此信中还涉及在“津案未结”
、他也还未到新任的情况下，他对军事、饷事的筹议和布置，无大事端，对此就不用细说了。
信最后说到安排他在武昌督署的家眷北来直隶的事情。
时间上是取今冬还是明春有点两难，所谓“冬冷而河冻，春间又恐发病（李鸿章夫人有春间易发的‘老久病’）”
。
不过，不带“辎重”
而“轻装”
的原则是确定的，就是为了“免得沿途累赘”
。
那时，如此远程搬家，即使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高官富室来说，也是件大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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