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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光辉的历史，它真的很容易被错当成那两个大城市的郊区。
今天，那里只有10万居民，但在17世纪，在弗兰德斯的黄金时代，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在这个护城河和围墙围起的小城中，有许多高级手工艺者安家落户：制作昂贵地毯的织布工、制作瓷器的陶艺家——他们从意大利引进了最精细的技艺。
代尔夫特为欧洲各宫廷生产的蓝白瓷盘、瓷砖、瓷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明代中国进口的青花瓷的主要竞品。
代尔夫特还是“橙色家族”
奥兰治-拿骚家族的基地，“奥兰治的威廉”
在此立足后，这座小城就逐渐获得了“王公之城”
的美名。
即使在今天，漫步在代尔夫特城中，依然可在不经意间遇见诉说着往日荣光的古迹：集市广场、俯瞰广场的市政厅、城中最古老的教堂、像比萨斜塔一样倾斜的教堂钟楼。
老教堂的地面上，一块不起眼的灰色石砖表明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扬·维米尔安葬在此。
让我们漫步老城的大街小巷，一起追随维米尔的足迹：1632年他出生的房子（现在是一家餐厅）、他和妻子住了一辈子的红白砖房，以及圣路加公会（画家协会）旧址。
要想成为画家就要加入这个行会，维米尔在21岁时入了会。
维米尔一生都在代尔夫特的城墙内度过，与债主的斗争不断。
1652年维米尔的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了一大笔债务，这可谓一场真正的噩梦。
他真心爱上他后来的妻子卡特琳娜·博尔内斯，一位慈眉善目的天主教徒，两人于1653年成婚，他的许多室内肖像画都以她为模特。
婚后，两人生了15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穿衣吃饭。
维米尔的小型人像画在代尔夫特的富商中确实有几个拥趸，但所得十分微薄，根本不够用。
他从没接到过富有商会的大单，出了代尔夫特城，他也没什么真正的名气，与弗兰斯·哈尔斯、伦勃朗等当时最著名的画家根本没法儿比。
维米尔的一生很短暂，他于1675年去世，时年才43岁，死时他依然债务缠身，身后留下40多幅小画，但在当时没人觉得那些画有什么特别。
他的室内画中，有代尔夫特的特色蓝白瓷砖、那座红白砖小房子中的日常生活场景、戴珍珠耳环少女的倩影。
今天，这些都成了无价之宝，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最大的博物馆都愿意花天价买入一幅维米尔的杰作。
未来改变了过去，将同时代的人看不上的一个外省平凡画家，变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这一切始于1866年，当时，法国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提出，这位不知名的代尔夫特画家可与荷兰黄金世纪的大师们比肩。
从那时起，就像一条泛滥的河流，维米尔的画作先是征服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后来又普及大众。
他的风格成了一种标志，关于他的书汗牛充栋，关于他的电影也有很多，维米尔“洗脑”
般地进入集体想象。
许多艺术家或哲学家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才被认为伟大，维米尔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过去，重写过去，于是意义被改变，历史被重塑。
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说：“每个作家都在创造自己的先驱，其作品改变了未来，同时也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认知。”
那么，这种发生在思想中的现象是否也会发生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现在的动作能改变过去吗？这完全不是异想天开，因为在由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治的微观尺度上，物质有奇特的行为，时间的流逝也有奇怪的特征。
我们已用简单量子系统做了许多实验。
当我们操作光子、单个原子或任何量子系统时，系统状态在未被观测时都是不确定的，这是其与生俱来的性质。
光子可以表现得像波也可以表现得像粒子，原子可以自旋向上也可以自旋向下，量子系统可以导电也可以不导电，也就是说，它的状态可以是1也可以是0。
在观测之前，我们不知道系统究竟处于哪一种状态，可以假设系统跨越了所有状态，即经历了所有状态的叠加态，只有在被观测的一瞬间，系统才坍缩成某一特定状态。
注意：这种不确定性不是理论缺陷，也不是由于我们对初始条件了解不足。
粒子或系统的状态在被观测之前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直到观测迫使其进入一个特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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