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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加入墨家之人，须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号令，其核心成员据说有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
按司马迁的说法，历史上著名的“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也都可以归入游侠之列。
他们招贤纳士，门下食客三千；显名诸侯，并誉当世。
汉朝立国后，名闻天下的游侠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人。
司马迁对他们的评价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焉。”
（《史记·游侠列传》）
大意为，如今的游侠，其行为虽然不依循法律的准则，但他们说出的话一定做到，要做的事一定坚持到底，已经答应的事一定诚实去做。
他们会不惜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困厄之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后，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可以说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对于游侠在当时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力，司马迁记载了与剧孟有关的一则故事，足以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那是在七国之乱刚刚爆发时，负责平叛的太尉周亚夫在出兵之前，专程前去洛阳拜会了剧孟。
当他得知剧孟没有倒向叛军那边时，不由庆幸地说了一句：“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却不求助于剧孟，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了。
一个游侠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竟如此重要，可见其势力之大、威望之高，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不久，剧孟的母亲去世，从天下各地前来送葬的车乘，竟达一千辆之多。
试问，武帝刘彻在面对这些现象时，他会作何感想？游侠在社会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势力、威望和号召力，会不会让他感到惊讶，进而生出担忧和恐惧？
再来看郭解。
他的外甥被杀，凶手来投案，他竟然以江湖道义私自裁决，释放了凶手——试问这么做将国法视为何物？又将国
家的司法机关置于何地？
还有，为了展现以德报怨的胸怀，郭解私下跟官员打声招呼，就可以随便免除某人的徭役——那还要朝廷的律法干什么？这么做对其他人公平吗？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最后，郭解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两个帮派间的纠纷——这件事表面看来是江湖上的事情，与官府无关，甚至多少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因为撇开帮派性质不谈，纯就解决纠纷而言，郭解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
，这种做法源于民间社会的自发秩序，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基层自治。
如果是在制度较为健全的现代社会，这些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它们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成为“公权力救济”
的必要且合理的补充。
然而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在汉武帝治下，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武帝刘彻而言，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是天然冲突、不能并存的。
如果游侠可以凭借他们的势力、威望和影响力私自裁决案件，干预政府事务，实行“私力救济”
，乃至左右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朝廷对民间控制力的削弱，意味着官府权威和律法尊严的丧失，更意味着国家的统治根基遭到了动摇。
有这么多理由，武帝刘彻岂能容得下游侠，又岂能不对郭解开刀？
也许是因为郭解声望太高，又或是他私下找人疏通，总
之，迁徙令刚颁布没几天，卫青就直接找到天子刘彻，替郭解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
上文说过，迁徙令主要针对的是游侠，其次才是富人——所以卫青这个理由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相反，其实卫青一出面，恰恰起到了反作用。
刘彻闻言，便冷冷道：“郭解一介布衣，其势力竟然大到让将军为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
这句话足以说明，卫青的出面，令刘彻对郭解的忌惮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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