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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小面额的“五铢钱”
，一整套崭新的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朝廷收回铸币权并发行新货币，必然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铸各种类型的货币，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与政府官员内外勾结，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盗铸货币。
《史记·平准书》就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资治通鉴》也称：“民多盗铸钱（‘五铢钱’），楚地尤甚。”
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邓宁格的那段名言一样：“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新货币发行后，一开始还只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手盗铸；可很快，无数民众也都卷了进来，“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史记·平准书》），即天下人大都毫无顾虑地私铸金钱。
“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官府杀也杀不完，抓也抓不完。
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干，那是一般犯罪活动；倘若无数人都参与了，那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
高度了。
对此，武帝刘彻也很无奈，只能一边按照法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一边又不得不频频发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放了。
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杀，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给出了三组数据：新货币发行后的五年时间内，因自首而赦免的就有“百余万人”
；因情节较轻而赦免的“吏民”
，也有“数十万人”
；至于没有遇到赦免而被杀的，则“不可胜计”
。
朝廷的货币改革政策，除了在民间引发严重犯罪，在朝廷内部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
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的大农令——“财政部长”
颜异。
这位大农令，据说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来武帝刘彻还比较赏识他，可“白鹿币”
刚一推出，颜异便提出了反对意见。
如果他是站在财政或民生的角度，指出大面额货币的弊端，比如引发通货膨胀之类，那么他的意见还算有建设性。
遗憾的是，颜异的反对理由跟他“财政部长”
的身份很不相称，一点儿都不专业。
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发声，认为让王侯们花四十万钱买一张“白鹿币”
，这件事不太合适。
武帝刘彻大为不悦。
但颜异毕竟是“财政部长”
，他要是阻挠，朝廷的货币改革势必难以顺利进行。
这个时候，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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