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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
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
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
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
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
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
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
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
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
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
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
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
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
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
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
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
，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
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账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
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
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
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
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
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
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
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
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
清朝新政期间各地攒了点银子，也许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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