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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也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
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
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
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
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
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
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
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
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
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
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时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首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
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
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
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
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
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
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渔港农民政府更高。
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裸的镇压。
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即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
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对一些人而言其实也不为过。
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
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
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
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之。
这一点，革命党的一些人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顾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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