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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
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
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动武。
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号称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
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
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
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
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
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
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
进化论者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
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
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
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
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
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
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
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
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
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
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
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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