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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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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
提到保路运动，历史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
历史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
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
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
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
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
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
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
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
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
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
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
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
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
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
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
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
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
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
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
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
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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