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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
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
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
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
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
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
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
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戴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
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
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
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
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
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
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
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
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
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得不行。
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
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
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
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地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
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与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
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
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
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
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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