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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
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
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
但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九成，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例类似。
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
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
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
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
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
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的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
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里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
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
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即使代表不够充分，也只好如此。
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
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
三、准议会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
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
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历史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
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
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
江浙一带，由于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
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
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
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
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
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
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
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扦格。
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
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
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
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
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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