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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
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
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
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得很，如果以此种文字为激烈，无非是地方长官之别有用心的“特别发挥”
。
《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
，门口一时间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
。
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
《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法了当时的报律，有不少公然抨击宪法大纲和鼓吹革命的关碍文字，说它涉嫌扰乱治安，混乱政体，也不是没有道理。
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八百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
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当然，如果革命党人有钱交罚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换个报名，还可以接着办，接着骂当道，接着激进，都没问题。
但是，湖北的革命党人一向闹穷，办《大江报》，还是有人破家相助筹了一点钱，报纸被关，本钱都亏进去了，哪里有再办下去的财力？尽管官方按法律说，如此办理，并非过分，但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
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
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弄臭当局的作用。
所以，就是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
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
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起义的筹备，买枪，买子弹，试验炸弹。
虽然起义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澂，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坏事的是黎元洪。
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
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
然而，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
这样的严厉处置，恐怕不是报纸主张扰害人心那么简单。
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而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首义元勋，现在的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
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
黎元洪很快就进京做副总统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几换为小段，段芝贵。
小段在官场人缘极好，就一样毛病比较大，寡人之疾难治。
到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养。
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屡揭此事，老是讥讽“军爷有钱”
［戏曲《游龙戏凤》的一句戏词］，还揭出小段当年买名伶杨翠喜送权贵的旧账，惹恼了小段，趁打击国民党的东风，胡石庵和报社一干人都被抓到军法处，最后判刑。
还好，小段是年［民国二年］的8月就被调走，继任的王占元不愿意做迫害媒体的恶人，把《大汉报》一案的人犯，都给放了。
《大汉报》事件，算是《大江报》的余波。
新闻自由这种事，离开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国了，也真还有点难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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