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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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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
在新政期间，凡是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
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
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
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
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
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
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
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
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
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
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
在这里，《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
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
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
在新政期间，凡是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
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岐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
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
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
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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