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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不敢再寄回国了；然而我却又起了一次野心，我把我的两部原稿曾拿去找过东洋文库的主任石田干之助。
我看到文库也在出版学术编著，又看到日本学界也每每用汉文出书，我真是不揣冒昧，竟想把我的论著也拿去尝试。
我是在这样想，我的研究是在文库发轫的，我很感谢这一段因缘，假使我的书可以由文库印行，那也就可以表示我的谢意了。
报酬多少是在所不计的。
石田是长于外交的人，他没有立地拒绝我，要我把稿子留下，让他请一两位专家看看，我自然也就留下了。
然而我是明白的，在日本方面究竟有谁是这种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呢？
一个月过了，我再去向石田请教。
他把原稿退还了我。
他说：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
这或许是真情话，他是不是在笑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对着自己倒是在笑了：真是太不知自爱！
国立的官立机关要出版，你能说“耻不食周粟”
，今天却要来向着外国资本家的账房乞怜，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这两部书的出版虽然经过一些周折，仍然应该感谢一氓，是他向上海大东书局为我交涉办成功了。
交涉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李幼椿在担任大东的总编辑，或许是他念到同乡的关系，承受了下来的吧？那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出版，对于这两部书的印行，想必也有着催生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出书之后大受欢迎，很快便再版、三版了。
这书似乎保证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也并不是不可能赚钱，同时也似乎保证了郭沫若也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真正在发疯了。
事情终竟是值得感谢的，大东竟肯承印这两部书，而且同时承印。
他们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征求预约。
那广告之大在当时曾突破纪录，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我很高兴。
并不是因为这样使我大出了一次风头，不，我不是那样的风头主义者。
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看见这郭沫若三个字都有点讨厌。
但我看见那大规模的广告实在很高兴！
那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这些书本来是准备给作者送人的，但我送给谁呢？尤其在这日本！
书到的当天晚上，我每种留了两部下来，把其余的用一张大包袱包裹着。
我和我的大儿子两个人把它扛到电车站上去，一同坐电车带到了东京。
接着在文求堂里面便出现了我们。
文求堂老板很客气，打了一个七折，当下便给了现钱。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和夫是已经十四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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